基金到期是否应该延期？

项目出现风险后该不该马上启动诉讼程序？

基金管理人不能履职时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该如何作出有效决议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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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是私募股权型基金还是私募证券型基金，在运行过程中，几乎不可避免地需要涉及到投票表决的事项。而在表决的计票环节，大抵也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：部分投票者投出了弃权票，这一票应当如何计算？是计入反对票，最终决议无法通过？还是计入赞成票，敢冒曲解投资者意思之大不韪？

在实务中，的确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。

我们首先要回应的问题是：为什么会存在“弃权票”这样一个看似“和稀泥”的选项？这个看似只会制造混乱的设计，其实承担着重要的功能价值。

第一，弃权票为“中间态”创造了制度缓释空间。“人马一万，无边无岸；人到十万，彻地连天”——人多了，想法必然多。在许多议题上，一个人的真实立场既不是赞成也不是反对：可能是“我不满意但愿意容忍”，可能是“此事与我无关”，也可能是“我不了解情况，愿意服从多数人的判断”。如果只设赞成、反对两个按钮，这些人被迫二选一，投出的票就不再反映真实意愿，表决结果随之失真。更危险的是，被迫表态的中立者往往滑向反对——因为对一份不满意的方案，否决是更安全的选项——原本可以“放行”的决议，可能因此长期无法通过。

第二，弃权票降低了反对的代价，是打破僵局的润滑剂。这一点在“一票否决权”的场合体现得最充分：享有否决权的投票者若投出反对票，代价是决议胎死腹中，自己还要背上“阻挠者”之名；而弃权提供了一条退路——对自身关切较小、或一时难以决断的事项，声明保留、放行决议，把决策交给其他参与者。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规则即是如此。

第三，弃权票不是无效票。无效票指已经投出、但因涂改、多选等瑕疵而不发生效力的表决票；弃权票则是投票人主动作出的“不投票声明”，本身完全有效。它的诡谲之处体现在两个层面：其一，在程序问题上（会议有效性），弃权者仍计入出席人数，这关系到会议是否达到法定人数、表决能否有效召开；其二，在决议事项上（决议有效性），在“出席并投票者过半数”或与之类似的计票规则下，弃权不计入计票基数，通过条件退化为“赞成多于反对”，弃权者的中立意图被忠实执行，决议得以顺利通过。而在“出席人数过半数”或者类似的规则下，弃权会留在分母里抬高门槛，效果近乎反对——弃权票究竟是中立还是反对，不取决于弃权者的意图，而取决于规则把“分母”画在了哪里。

本文的结论是：通常，弃权票是“程序上在场、立场上缺席”的表决票。

具体而言：

如果对表决规则有明确的规定或者约定，则按照约定或者规定来处理。

如果没有明确的约定或者规定，则就会议能否有效召开而言，弃权票计入出席数；就决议能否通过而言，则与表决规则关系紧密。对于基金管理人友好的设计方案是，弃权票原则上既非赞成、亦非反对，应当从表决基数中剔除，仅以赞成票与反对票计算通过比例。

至于收到表决票而未回函者，不构成弃权，属于未行使表决权。

以下逐项分析。

相对精细化的表决规则，都会设计会议有效性的规则部分。即参加会议的投资者达到一定比例，会议方可有效召开（“定足数”）。弃权票在这一环节应当计入出席数。

举例说明。

基金约定“过半数投资者参加方可召开会议”，以通讯方式表决，向10名投资者寄出表决票，回寄6份，其中1份为弃权票。此时，会议的出席数为6，而非5，投弃权票者计入其中，会议有效。

其理由在于，弃权者已到场或者回函，领取并投出了表决票，仅是对表决事项未表明立场，而其参加会议程序这一事实确定无疑。真正未参加会议的，是另外4名未回函的投资者。

从合理性的角度分析，这种处理方式也符合常理。

若投弃权票与不回函效果相同，均拉低出席数，则无异于对认真配合程序者的惩罚。理性投资者将选择不再回函，弃权这一低强度的意见表达渠道亦将随之失效。

会议有效召开后，进入计票环节。

如果是“出席并投票者过半数”或与之类似的计票规则，并且明确将弃权票排除在外，那么，弃权票应当从表决基数中剔除，即：总票数＝赞成票＋反对票。

举例说明：10名投资者表决的情况是，4人赞成、2人反对、4人弃权。此种情况下，总票数是6票，4人赞成，决议通过。

比较模糊的地带是，约定了“出席并投票者过半数”，但没有明确弃权票的计票规则时，应该如何处理，会产生三种结果：

我们的观点是，第三种处理更为合理。

其合理性在于，在认定弃权票的问题上，首先应当考虑弃权票背后的法律含义：

第一，投出弃权票的投资者并未放弃参与表决程序；

第二，投出弃权票的投资者所放弃的仅是对表决事项表明立场。进一步引申的含义是，投出弃权票的投资者认可决议程序本身（当然，认可需要以决议程序本身不存在瑕疵为前提），并服从决议程序得出的决议结果。

按照上述第三种方式来处理，该决议结果的正当性基础，不在于虚构任何一方的支持，而在于尊重了各方的真实意思——赞成者的支持、反对者的反对、弃权者的让渡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种认识还隐含了一个更为基础的假设，即，鼓励组织作出决议而非让决议“流产”，应是更有利于组织发展的方式。从总票数中剔除弃权票，也符合上述假设。

反之，将弃权计入分母（第一种处理），等同于将弃权者归入反对一方，背离其真实意思。弃权者在赞成与反对之间明确选择了第三种立场，规则却将其归入反对一方，中性表态产生了不适当的对抗效果。循此逻辑，表决票上的弃权选项也就没什么存在的必要性了。将不表态认定为反对，事实上替弃权者作出了意思表示。

将弃权计为赞成（第二种处理），则是代替其作出了并未作出的意思表示，更加缺乏合理性（虽然，理论上，也有学者认同这个观点）。以一种极端情形即可检验其局限性——10名投资者中，1人赞成、9人弃权、无人反对。依该观点，决议将以全票“通过”——一个仅获10%明确支持的事项，就此约束全体投资者。多数决的正当性，在于决议体现多数人的真实意志，而非将沉默折算为拥护。

当然，如果表决规则是“出席人数过半数”，或者更加简单粗暴地适用《合伙企业法》第三十条规定的“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”，则对于基金管理人最为不利，大大降低了基金管理人对会议进程和会议节奏的把握能力。这个时候，甚至是否区分弃权票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。一项会议决议是否可以通过，则完全取决于赞成票的多少。

实务中最令基金管理人困扰的，是投资者的“不表态”。

很多基金管理人都咨询过类似这样的问题：收到表决票，签收了而不回函，能否视为弃权？

答案是，通常不能。

弃权是一项须主动作出的意思表示，投资者对表决事项明确回应“不持立场”。而未回函则属于法律上的“沉默”，并未发出任何意思表示。

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条规定，沉默仅在法律规定、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交易习惯时，方可视为意思表示。据此，未回函不产生表决效果，既不计入出席数，亦不计入任何表决基数。

这里还可以顺便说一下，未回函也并不等于无效票。未回函是根本未表决。

因此，只有在存在规定、约定或者之前有过先例能够证明属于交易习惯时，沉默才会成为一种意思表示。

一些基金管理人会在会议通知中增加一项说明——“不投票视为弃权”，这项规则看上去似乎有合理性，且实际也能发挥一些威慑作用，但如果投资者足够了解法律原则，则不会轻易陷入此“陷阱”之中。通常，基金合同或经全体投资者认可的议事规则中明确约定“未回函视为弃权”，与基金管理人在会议通知中单方新增该规则，法律效果不同。前者可能构成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条所称“当事人约定”，后者则大概率不构成。

基金合同常见的缺憾之一，便是约定了清晰的表决事项，但缺少对表决机制的完整约定。

一份完整的表决机制，至少应当回答四个层面的问题：

第一，表决如何发起，包括哪些事项须交由投资者表决、谁有权召集与提案、通知的期限与内容——通知载明的事项，同时构成表决的边界；

第二，会议如何成立，包括出席定足数的要求，以及人数不足时降档重新召集的安排；

第三，表决如何实施，包括表决权按人数还是按份额计算、现场或通讯等表决方式、有效票与无效票及弃权票的认定、通过比例的分子与分母，以及涉及管理人自身利益时的回避表决。这一点，在契约型基金和合伙型基金、公司型基金中的差异，更要特别予以注意；

第四，结果如何确认，包括计票的监督与结果的公布、决议瑕疵的救济，以及议案未获通过后的处理。

实践中关于弃权票的争议，往往并非弃权条款本身的缺陷，而是整套表决机制多处缺位的集中暴露。就此而言，完善表决条款的意义不限于弃权的安放，更在于使决议自发起至生效的每一步，都有明确的规则可循。

本文作者：孙名琦 郑俊浩